《蜘蛛侠》告别漫威宇宙 索尼声明:很失望但尊重迪士尼的决定

对于双方的分歧,索尼影业迅速通过官方声明表态:“我们很失望,但对于迪士尼不让凯文·费奇继续担任我们下一部蜘蛛侠真人电影的主要制片人,我们也尊重迪士尼的决定。”

《蜘蛛侠:英雄远征》可能是漫威和索尼合作的最后一部电影

2015年索尼影业和漫威影业达成协议,拥有蜘蛛侠版权的索尼同意让这个角色出现在漫威电影宇宙,而漫威则负责蜘蛛侠单人电影的全部创意权,索尼只负责投资,并获得片方收入的95%。然而短短4年过后,双方在合作协议方面出现了分歧,漫威影业的母公司迪士尼想要更多的投入和分成,这也导致汤姆·赫兰德扮演的蜘蛛侠很可能将彻底告别漫威电影宇宙。

对于双方的分歧,索尼影业迅速通过官方声明表态:“今天关于蜘蛛侠的新闻中,很多都错误地描述了最近关于凯文·费奇参与这个特许经营系列的讨论。我们很失望,但对于迪士尼不让凯文·费奇继续担任我们下一部蜘蛛侠真人电影的主要制片人,我们也尊重迪士尼的决定。”

蜘蛛侠通过《美队3》回归漫威电影宇宙

迪士尼今年完成了对21世纪福斯公司大部分娱乐资产的收购,原本属于20世纪福斯影业的很多漫威超级英雄角色,比如X战警、神奇四侠和死侍等,都已经归入漫威。索尼影业表示,这让凯文·费奇统领的漫威影业的版图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因此,迪士尼不想让他负责没有版权的蜘蛛侠电影的创意。

“我们希望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发生变化,但也理解迪士尼给予了凯文·费奇很多新的职责——包括他们新添加的漫威角色——因此不允许他抽出时间来处理他们不拥有版权的角色。”索尼影业的声明中写到:“凯文非常棒 ,我们非常感谢他这一路来的帮助和指导,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在索尼影业的这份声明发布以前,包括《好莱坞报道》、《综艺》和Deadline在内的多家权威媒体报道称,索尼影业已经和迪士尼在蜘蛛侠电影的联合制作方面分道扬镳,报道称,索尼影业和迪士尼无法就继续合作的财务安排达成一致意见。

《复仇者联盟3》中的蜘蛛侠剧照

4年前,迪士尼和索尼影业为漫威建立了独特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联手制作了汤姆·赫兰德担任主演的蜘蛛侠真人电影,这笔交易让凯文·费奇担任了《蜘蛛侠:英雄归来》和《蜘蛛侠:英雄远征》两部电影的主要制片人,同时也让蜘蛛侠出现在《美国队长3:内战》、《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和《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这三部漫威电影中。

最近几个月来,双方一直就汤姆·赫兰德主演的蜘蛛侠真人电影的投资和分成,以及蜘蛛侠的相关角色——比如毒液——也进入漫威电影宇宙进行谈判,但最近这些交易都谈崩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当地时间本周一,索尼影业宣布《蜘蛛侠:英雄远征》以11.09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收入,超过丹尼尔·克雷格主演的《007之大破天幕杀机》,从而成为索尼影业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

(文/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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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的合影!日本外相访华 晒出与华春莹微笑自拍

除了与华春莹的合影,河野还在社交媒体上晒了北京近郊的好风景,并分享了一张自己登长城的照片。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推特截图

海外网8月21日电20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抵达中国,将参加时隔3年重启的中日韩外长会。除了探访古北水镇、登长城,河野时隔1年多再次晒出了与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微笑自拍,这张照片也是引发了不少日本网友的积极评论。

日本网友评论截图

20日下午6点25分左右,河野通过推特晒出了与华春莹的合影,并配文称“久违的自拍”,照片中的两人都露出了笑容。这条推文目前已经得到了超过3万次的点赞,不少日本网友也是纷纷留言称“很棒的笑容”“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有一些记忆力不错的网友也指出“去年两个人也拍过照片呢”。

河野太郎与华春莹在2018年的合影(图源:推特)

在2018年1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中国展开访问后晒出了和华春莹自拍互动的照片,并配文称“和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引发关注。但随后,日本参议院议员小西洋之却对河野与中方官员的合影进行批评,声称“中方人员只是政府发言人,河野的行为是‘自降身段’”。对于这一明显扭曲中日关系的发言,河野毫不留情地怼了回去,称“还有人在拍照的时候考虑对方的‘级别’啊,真不嫌累。”河野太郎的这一回应得到不少日本网友的称赞,一些人表示“外相不应该和小西这样的人对话,两个人级别不一样”,也有人称赞河野太郎的回应堪称绝妙。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推特截图

在今年8月的此次访华中,除了晒出与华春莹的合影,河野还在推特上发了一条视频,晒出了北京近郊的好风景,并分享了一张自己登长城的照片,并用中文写道“不到长城非好汉”,看上去相当享受这次访华之旅。

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将于21日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会议,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出席。三方将就筹备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合作未来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央广网称,中日韩外长会时隔3年重启,在当前背景下尤为重要。此次三国外长齐聚北京,在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准备的同时,也将为中日韩三国关系良性互动进行长远设计。(海外网 张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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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乡村里的“AI”:拍人像、集眼袋、教人工智能认识桌椅

张凯的第一项采集任务就是拍摄有眼袋的人。公司给出的要求,卧蚕和黑眼圈都不行,年龄必须在18岁到40岁之间。

河南郏县一家数据的办公室,如同一个大网吧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文|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梁文雪

编辑 | 陈晓舒 校对 | 吴兴发

本文约7430字,阅读全文约需15

芒种刚过,河南郏县东郊,望不到边的农田里,农民们弯腰割起了小麦。不远处机械厂、汽车修理厂,机器声此起彼伏。但再往西的建材广场却人来人往,这些天,广场三楼,来了500个长了眼袋的人。

这500个人中,有刚从玉米地里匆匆赶过来的农民,连草帽也没来得及摘下。有机关大楼下了班的公务员,也有服装店里请了假的导购员。年轻小姑娘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护肤和美妆。角落里,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点了根烟,低头玩起手机。

他们被轮流带进了临时搭的摄影棚里——一个光线昏暗、不到30平米的小房间,墙壁不久前刚被刷得雪白,里面摆着椅子、三脚架和灯光器材。

有人指引他们坐在椅子上,面朝一部被固定在黑色三脚架上的手机,手机和眼袋者之间的距离是25厘米,不能多,也不能少。每次开拍前,一名皮肤黝黑,身材微胖,长着老实憨厚方脸的员工都会掏出卷尺,仔细再量一遍。

方脸员工叫张凯。量完距离后,他需要用5部像素不同的手机拍摄这些有眼袋的人。

在白光、黄光、暗光等不同光线下,张凯拍了四轮,加起来总共100张。一般情况下,他3分钟就能拍完,不会超过5分钟。

这项工作名为“数据采集”,眼袋者能得到一个价值一二十元的塑料大桶作为奖品。采集而来的照片、语音等数据,将会提供给人工智能企业,用于机器的训练和学习。

刚接下任务时,领导告诉张凯,这次被拍下的500双眼袋,会用来给一款手机软件做测试,以便优化软件的美颜功能。但具体怎么测试、怎么优化,领导没说,张凯也没问。

拉对一个框能赚4分钱

去年夏天,张凯有了孩子,他辞掉了原本在石子厂维护器械的工作,回家照顾妻儿。一两个月后,张凯得重新工作养家,一家名为“千机数据”的公司正好在招人,“轻松、离家近、工资高”。

公司在县城东边一个建材广场的三层,从张凯的老家长桥镇开车过来,只用20分钟。他推开公司门的那一刻,空调的凉风灌进身体,面前的场景让他有些震惊:几百名员工坐在棕色的沙发上,埋在电脑屏幕前,不停地拖动鼠标,敲击键盘,“像个大网吧”。

人力主管向他介绍说,公司主要做数据标注,简单来说就是给图片上的物体拉框框,只要会用电脑就能干。每天8点上班,中午管饭,休息1个半小时,下午6点30下班,每个月有三四天的假期,工资保底2000块,多劳多得。

张凯听得迷迷糊糊,他从没听说过“数据标注”,也不懂为什么拉框。但公司环境好,不像以前一样风吹日晒,当即决定留下来。

他被安排在一个有电脑的工位上。入职后,领导传来一个文件包,里面是一份软件的教学文档和几百张厨房、餐厅的图片。张凯需要做的是:把图片上的碗、碟、杯子、筷子等餐具都框出来,然后选好属性、分好类。拉对一个框能赚4分钱。

张凯觉得很新奇——把这些锅碗瓢盆框出来能干嘛?但初来乍到,他没好意思多打听。

第一天上班,张凯费劲拉了几百个框。他不熟悉规则,比如,三个堆在一起的碗,是应该一起拉一个框,还是分开拉三个框?

可一周后,他已经熟练到每天能拉几千个框,挣100多块钱。时间久了,张凯看什么都带框,看到家里厨房的锅碗瓢盆,他第一反应是,框框应该从哪个角度拉?拉多大比较合适?

才来三个月,张凯就开始挑战难度更高的3D全景图。图片都是立体的,有多个平面,分布着各种车辆,有卡车、小汽车、大巴车等,张凯要把车辆都框出来,再分门别类。

这项工作要有良好的空间感才能完成。玩“穿越火线”(一款射击类游戏)的经验帮上了张凯,那款游戏的场景也是立体的,常常需要切换视角来观察敌人。张凯没费多少力气就上手了。

但他偶尔还是有犯难的时候。一次,他框出了一辆三个轮子的电动车,选属性时纠结了好一会儿,选了“三轮车”。刚提交上去,就被审核的领导打了回来,“用电的都是电动车,后面带斗的、不用电的才是三轮车”。

工作了大半年,张凯就已经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但他依旧没问过,拉这些框是为了什么?“我的原则是,我赚我的钱就行,其他的不用管那么多”。

8月9日上午,张凯在测试一款新的采集软件。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拍摄有眼袋的人

“数据标注”的工作干了一年,张凯开始接手新任务“数据采集”。这份工作不再是坐在电脑前敲键盘,需要走出去,到广场、乡野或工厂,给符合条件的采集对象拍照、录音。

采集而来的数据,将会被打包上传给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再把这些数据分配其他公司进行“数据标注”,最后再传回去,成为计算机的学习资料。这些资料能教计算机分辨车辆、厨具等不同的物体,让它们像人一样,去认识大千世界。

张凯的第一项采集任务就是拍摄有眼袋的人。公司给出的要求,卧蚕和黑眼圈都不行,年龄必须在18岁到40岁之间。

找人从公司内部开始。500多名员工,只要领导在公司里吆喝一声,满足条件的就自觉过去排队。

员工拍完以后,再发动他们拉着自己有眼袋的亲朋好友来拍摄。除此之外,公司还联系了各个村子有威望、人缘好的人,给他们中介费,让他们来帮忙找,这种方法效果最好。

一开始,张凯完全分不清眼袋、卧蚕和黑眼圈。在他看来,它们都是堆在下眼睑的皮肤组织,只有喜欢熬夜或者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

为了这次拍摄任务,张凯仔细研究了很多张照片,终于搞明白这三者的区别:眼袋呈倒三角形,浮肿而松弛;卧蚕是椭圆形的,比眼袋小很多,笑的时候才明显;黑眼圈则是乌黑色的、平坦的,不会像眼袋和卧蚕一样凸出来。

但有眼袋的年轻人实在太少,一天最多只能拍十几个。张凯向公司反映后,他们决定把条件放宽,有卧蚕的人也可以参与拍摄,这样一来,多的时候一天能拍到100多人。

排队等待拍摄的人。受访者供图

在拍摄前,张凯少不了要回答被拍摄者的质疑。有人问,“照片上有我们的正脸,你们会不会拿来做违法的事?要是把它们用来刷脸支付怎么办?”

张凯想了想,给出解释:“大街上那么多摄像头,如果拍几张照片就能用来刷脸支付的话,走在路上是不是也不安全?”

见对方神情松动,张凯继续说,“我们公司是正规的,在郏县开了两年了,几百号人,跟我们合作的都是大企业,你就放心吧。”

参与过拍摄的人会被拉进微信群,下次再有拍摄时,直接在群里吆喝一声,也能拉来不少人。去年夏天,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一次性采集了两万多人的影像,这些人都成了公司的人脉。

人像采集现场。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张凯的同事苏乐丹就做过这个“两万多人的大项目”。项目在一间废弃的二层工厂进行,以三十人或五十人为一组,排好队,依次戴上墨镜、口罩或帽子,在一楼、二楼或室外转几圈,转完圈就可以获赠一口印有“千机数据”的铁锅。

摄像头固定在厂房的不同角落,苏乐丹的任务是,拿一个大喇叭,维持转圈圈的秩序,让他们控制恰当的间距。三四个月下来,她的喉咙撑不住了,每天都要喝四五杯胖大海水。

这个项目小孩老人都能参加,苏乐丹叫婆婆也来,婆婆不明白为什么要转圈。苏乐丹解释,是用于摄像头的对焦测试,检测在不同场景、不同装扮下,摄像头能否识别出同一个人。

但婆婆不能理解。苏乐丹拉着婆婆到村口,指着监控说,“就是测试这个能不能精确地拍到犯罪分子”,婆婆乐意了。

参与采集的居民,可以获赠开水壶、蒸锅等礼品

让AI认识苹果

创办千机数据之前,公司的CEO刘洋锋也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他是公司学历最高的人之一,今年32岁。在他小时候,电脑还是个稀罕物,他看郑少秋演的《大时代》,没被纵横捭阖的证券市场吸引,只觉得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敲键盘很酷。上中专时,他开始学计算机,次次专业课考试都是第一名。

但进入社会后,刘洋锋的工作几乎都碰不着计算机的边。他在重庆、云南和广东都待过,开过挖掘机、卖过饮料和化肥。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南美洲,在智利卖产自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手机。

但他说,干计算机的梦想从没有被磨灭。打工时,别的工人都在宿舍喝酒、吹牛,他买了一大袋跟计算机有关的书,一个人躺在床上看。有时,晚上做梦也会梦见计算机,时隔太久,他已经记不清梦境的具体内容,只记得梦里的自己对计算机有种强烈的拥有感。

从智利回国后,刘洋锋和两个发小凑到一起,准备创业。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转让的“数据标注”的单子,这是刘洋锋第一次听说“数据标注”这个词。

刘洋锋先是试用了一下软件,在照片上框出了一个在马路上的行人,操作很容易。可他不明白“数据标注”是干什么的,网上搜不出多少信息,大部分他都理解不了,直到在一个网页看到这段话:

“要理解数据标注,得先理解AI其实是部分替代人的认知功能。回想一下我们是如何学习的,例如我们学习认识苹果,那么就需要有人拿着一个苹果到你面前告诉你,这是一个苹果。然后以后你遇到了苹果,你才知道这玩意儿叫做‘苹果’。类比机器学习,我们要教他认识一个苹果,你直接给它一张苹果的图片,它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个啥玩意的。我们得先有苹果的图片,上面标注着‘苹果’两个字,然后机器通过学习了大量的图片中的特征,这时候再给机器任意一张苹果的图片,它就能认出来了。”

8月9日,员工们正在进行新项目的培训。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这浅显直白的解释,刘洋锋懂了。他把“苹果”的例子讲给发小听,他们都觉得“这事儿能成”。

从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后,经过60年的技术更迭,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进人类的生活。

手机听懂了人类的语言,车辆学会了选择最优路线,能绕过桌子腿、捕捉每一粒灰尘的扫地机器人走进了千家万户。而广为人知的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帮警方在张学友演唱会上先后抓到了多名逃犯,也在今年6月,帮四名走失10年的孩子找到了家。

刘洋锋并不了解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但从新闻上感觉到人工智能会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他们仨一起凑了10万块钱,在县城租下了一间30平方米的单间,从郑州拉回了20台价值1000多块的二手电脑,拉回来才发现只摆得下12台。然后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招了十几个员工。

乘着“人工智能”的东风,刘洋锋的单子越来越多,短短几月,刘洋锋把公司规模扩大了,租下了一整层的空间,差不多3000平方米,可以容纳数百名员工,每年租金将近5万。现在,除郏县外,他们还在郑州、许昌、平顶山等地开设了分公司。

他不再“来者不拒”,有公司联系他谈采集项目,内容是让采集员拍摄地上的废纸、果核、头发丝儿,包括猫屎,用来训练扫地机器人的视觉。刘洋锋拒绝了,“不能天天让员工趴地上拍猫屎,太奇怪了”。

流水线上的老师

千机数据现在共有500多名员工,大多都和张凯一样,本地人,年轻,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对电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没有太多认知。

刘洋锋招人最重要的标准要能“坐得住”。前不久,有个年轻男生来应聘,说自己工作了两年,在郑州和苏州都待过。刘洋锋直接拒绝了他,“两年就能跑两个城市,说明非常不稳定。”

在所有员工中,女性占大多数,她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丈夫在外地打工,在家照顾老人小孩的重担都压在她们身上。到了夏天,一些女性员工会选择辞职,回去看管放暑假的孩子。还有的员工会直接把孩子带到公司来,让他们坐在空位玩电脑游戏。

去年5月,刘研娜在朋友圈看到千机数据招聘电脑操作员的消息,要求很简单,“18岁到38岁,男女不限,简单懂电脑,有上进心,细心耐心”,“工资3000到8000,上不封顶,多劳多得”。

刘研娜的第一反应是“骗人的”、“搞传销的”。在这座河南中部的小县城,像她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年轻女孩,能找到的工作基本只有超市营业员、商店导购或是饭店服务员,月薪不会超过2000块。直到来公司转了一圈后,刘研娜才放下顾虑,成为“网吧”的一员。

8月7日下午,刘研娜正在给不同种类的汽车拉框。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刘研娜一个月最多可以拿到6000块,她三个小时就能完成483张照片的标注,拉956个框。大部分员工一天可能只能拉100到150张图片,平均工资只有3000块。

刚来的时候,出于好奇,刘研娜向身边的同事打听,这些框都是干嘛的,没人答得上来。大多数人都只是低头做事,不关心这些,私底下也不讨论这些话题。直到有一次,领导在开会时偶然提到,这些数据主要应用在无人驾驶和美颜软件上,“为人工智能服务”,她才似懂非懂。

8月8日上午,公司门口,张凯拿着一部手机,正在测试一项新的采集任务。在背光、偏亮和正常三种光线下,被采集者分别作出了高兴、厌恶等表情。作到“惊讶”时,张凯提醒他,“眼睛瞪大点”、“嘴巴再张开一点”。

上个月,张凯升任了主管,不用再亲自负责采集工作,只需要对采集员进行指导,但每次采集开始前,他都要先学会如何操作。升职后,张凯的工作越来越忙,以前六点半就能准时下班,现在晚上十点回家成了常态。

到千机数据工作后,张凯成为了全家离高科技最近的人。

他的母亲在东莞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父亲在深圳做装修、铺地板砖。弟弟今年19岁,高中还没上完,就一个人去新疆卖手机配件了。妻子原来在郏县的一家超市当导购,去年生完孩子后,在家当家庭主妇。

刚找到工作时,家人和朋友都会问他,这份工作是干什么的?他的答案是:标注是坐在电脑前拉框,采集是天天给别人拍照。其他的,张凯不会多说,家人也不会追问。

张凯没想到自己会跟人工智能产生关联。他在长桥镇的一座小村庄长大,家家户户都种玉米、小麦和花生,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知道“电脑”是什么。等上了中学,同龄人都喜欢泡在网吧玩《梦幻西游》,他不喜欢那款游戏,因为游戏“靠运气、要砸钱”。他只好一个人在院子里摔“纸面包”、蹦弹珠。

对村里的多数年轻人来说,辍学、打工是必然的命运,沿海工厂的流水线上,随处可见他们的身影。

张凯念完初中后,跟妈妈一起去了东莞,后来又到了深圳、泉州,他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对讲机组装。四年的时间里,张凯用手指把无数块铁制的电池片压进了对讲机盒子里,这些电池片和喇叭、天线、主机板一起,组成了成千上万个对讲机,销往世界各地。

苏乐丹和张凯有过相似的经历。2005年,她跟表姐一起去了广东,在电子厂做过品鉴、在宝石厂穿过珠子,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七点半,一个月休息两天,月薪800多块钱。

对张凯、苏乐丹和千机数据的其他普通员工来说,他们现在采集、标注的数据,和穿过的珠子、压过的电池片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

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知道珠子怎么穿成手串和项链、电池片怎么和其他部件组成对讲机,但不知道数据要如何“喂”给机器、机器要如何学习。

张凯到了千机数据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即便已经升任主管,他对工作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前期数据”的层面。有几次,北京的研究员来郏县调研,刘洋锋带着他们到公司视察,张凯只是在远处望了几眼。

在通往公司的楼梯间,贴着几张巨幅海报,海报上都是机器人和电脑,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刘洋锋把“人工智能如何认识苹果”的那段话也印在了上面,张凯一次也没认真读过。

8月9日下午,刘洋锋在办公室里,看一篇与人脸标注相关的论文。新京报记者周小琪 摄

“万物皆可AI”

昔日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了教“人工智能”认识苹果、桌子、椅子的第一位老师,把认知事物的经验浓缩进一张张图片中以后,他们对人工智能也开始有了更敏锐的感知。

今年6月,张凯第一次坐上了高铁。以前为了省钱,他习惯坐20多个小时的大巴。这一次他兴奋地发了朋友圈,配了一张高铁时速304km/h的图片,说:“这玩意最快能跑多少?”

进高铁站时,张凯拿着身份证和高铁票,经过一道需要人脸识别的闸机,摄像头对着他的脸扫描了几秒钟后,显示“请通过”。他突然想到,以前做标注时做过人脸标点,会不会应用在了这上面?

两年前,张凯花8万块买了一辆小轿车,出行时,常常用到车载语音系统。现在,他明白了语音系统之所以能顺利运作,是建立在大量的语音采集、标注基础上的。

刷到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时,张凯也会打开看。他对一个“5G时代高科技抓逃犯”的视频印象深刻,视频里,地铁站的监控能捕捉到每一个行人的面部信息,精准地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的样貌。

偶尔,张凯也有担忧和恐惧。前几天,他看到有品牌出了一款能自动系鞋带的运动鞋,他无法理解,连系鞋带这样简单的事都要靠机器来做,那人该干什么?

“科技如果发展得太快,会淘汰掉很多东西”,张凯最担心的是,机器会取代掉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都会失业。

2017年,李开复曾公开表示,“一项本来由人从事的工作,如果可以在5秒钟以内能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那么,这项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

他预测,翻译、销售、司机、家政等工作,未来10年将有约90%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但是,还有很多人所特有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是无法被取代的。此外,因为人与机器产生了新的协作方式,还会出现新的工作类型。”

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要成为人工智能创新核心。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周明曾向媒体透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

张凯觉得,像他们这样这些做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人,很难被替代。“毕竟机器还要通过我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会自己学习,那就说明它们已经无法把控了,这很可怕。”

刘洋锋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前几天,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把人工智能产业比作了一个人,“算法工程师他们负责的是大脑,而我们负责的是四肢”,二者都不可或缺。他们公司采集、标注好的数据,要经过一套特定的算法加工,才能喂给机器,算法是人工智能中最核心的部分。

刘洋锋也担忧,毕竟“承接的都是重复性的工作”。他想,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本需要一万张照片数据才能完成的学习,或许只需要五张照片就能完成,届时,他们的工作量将会面临大幅减少的情况。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刘洋锋开始把业务向高端化、专业化转移。去年,他承接了一项医疗数据项目,需要对病例进行分析,公司的员工都做不来,他在网上找了几十个医学研究生来做兼职。

刘洋锋担心被淘汰,他加了很多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交流群。来自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常常会在里面更新研究进展,或是转发研究论文。

刘洋锋每条消息都会点开看,再转到朋友圈。群里发的很多论文都是英文,刘洋锋看不懂,就用电脑自带的翻译软件一句一句地翻。有些文章的专业性太强,刘洋锋就只看摘要和那些跟数据处理相关的部分。

效果很明显,“以前都是工程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至少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和他们探讨一些东西,比如数据采集、标注的具体要求等等”。

但碰上算法的问题,刘洋锋就没辙了。一次,员工们忙活了一个星期,做完了一个人脸标点项目,每张脸上标84个点,一共一万张图。对接的部门打包验收完以后,算法工程师却说,有几个点的位置与算法的要求不符,需要调整,必须打回来重做。刘洋锋只好带着员工们多干了一周,并多发了一份工资。

在刘洋锋过去的人生中,人工智能神秘、新奇且遥不可及。短短两年,他发现,“万物皆可AI”。比如,手机里的视频软件,录制时的美颜功能要靠人工智能,加特效要靠人工智能,给用户推送的内容也要靠人工智能。

和张凯不同,刘洋锋期待那个充满人工智能的未来。创业这两年,公司接了很多无人驾驶的项目,框出了数不清的路标、红绿灯和斑马线。刘洋锋看着这些图片,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坐进车里,动动嘴,把目的地告诉系统,然后倒头大睡,车子便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那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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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及货币有亲日烙印,韩国人急了:尽快换掉!

韩国民众纷纷要求政府将亲日派画家的作品从标准伟人像中剔除出去,并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政府尽快换掉货币上的伟人像。

【环球时报驻韩国特约记者 刘媛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金惠真】改货币、换国歌,韩国抵制日货运动再出奇招。近日,韩国各大网络上流传题为“刻在大韩民国货币上的亲日派烙印”的文章,引起韩国民众和舆论的关注。该文称,韩国现在货币上使用的几乎所有伟人像,都是出自亲日派画家之手。该说法得到证实后,韩国民众异常愤怒,纷纷向青瓦台请愿“无论耗资多大,政府都应尽快换掉货币上的伟人像”。与此同时,“换国歌运动”也在韩国社会悄然开展——创作韩国国歌的作曲家也是亲日派。

货币画像出自亲日派之手

据《中央日报》20日报道,目前在韩国流通的5万韩元和1万韩元面值货币上刻印的伟人,分别是朝鲜时期著名女画家申师任堂和世宗大王,而这两幅伟人像分别出自韩国已故画家金殷镐和金基昶之手。值得一提的是,金殷镐和金基昶都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目录上的亲日派画家。不仅如此,100韩元铜币上使用的李舜臣将军画像,也同样出自亲日派画家张遇圣之手。而5000韩元和1000韩元面值上的伟人像作者虽然不是亲日派画家,但他们的师傅是亲日派画家金殷镐。

报道称,根据版权规定,韩国银行在使用这些伟人像之前,需向其作者支付版权费。据韩国银行一名工作人员透露,韩国银行2009年首次发行5万韩元面值货币之前,已于2004年与金殷镐画家遗属签订了申师任堂画像使用协议,并为此支付了1200万韩元。这就是说,韩国政府还为此向亲日派后代支付了使用费。

在获悉这个事实后,韩国民众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要求政府将亲日派画家的作品从标准伟人像中剔除出去,并在青瓦台网站请愿,要求政府尽快换掉货币上的伟人像。一些网友甚至还上传了虚拟的10万韩元面值货币——上面印有安重根等抗日烈士的画像,强调“韩国货币上应该多印抗日烈士画像”,该帖获得众多网友点赞和转发。

民众呼吁换国歌

不仅如此,音乐领域也出现“将亲日派创作的音乐剔除出韩国社会”的呼吁。据《韩民族报》20日报道,京畿道政府19日表示,道政府决定弃用目前的“京畿道道歌”,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新的道歌,因为现在传唱的道歌是由亲日派作曲家李兴烈创作。京畿道方面表示,此举是为了彻底清除韩国社会残留的日帝烙印。首尔九老中学也决定换掉校歌,并从明年就开始使用新校歌,因为现在使用的校歌也是亲日派作曲家李兴烈所创。另据全罗北道教育厅透露,为了清除日帝残留的历史烙印,辖内10所学校决定于今年换掉校歌,而15所学校则计划于2020年换新校歌。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韩国民众和进步派国会议员甚至还要求换国歌,因为创作国歌的是被韩国政府载入“亲日派人名辞典”的作曲家安益泰。《韩民族报》介绍称,安益泰于上世纪30年代创作完成“韩国幻想曲”4乐章,韩国的国歌就是取自于此。安益泰虽然于1965年获得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总统奖,但后来被揭发以往各种亲日行径,进而被贴上“亲日派”标签。他被载入“亲日派人名辞典”后,呼吁政府换国歌的声音不断,而近期随着韩国社会反日情绪高涨,这种呼声日益凸显。

对此,负责相关事务的行政安全部表示,“换国歌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后,政府方能考虑。韩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海颖表示,国歌应该是爱国歌曲,而韩国的国歌竟然是亲日派创作的歌曲,这等于每唱一次国歌,就“赞亲日、反爱国”一次。她还表示:“应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国歌的来龙去脉,并据此做出判断。”

日企遭殃,优衣库首当其冲

此外,韩国社会持续50多天的抵制日本运动,已导致部分进军韩国的日本企业吃尽苦头。据《Money Today》财经网20日报道,日本品牌优衣库7月份在韩销售环比骤降7成。据统计,韩国8大银行卡客户在6月最后一周共购买59.4亿韩元(1000韩元约为6元人民币)的优衣库商品。到了7月第4周,这个数据骤减至17.7亿韩元,环比骤降70.14%。受此影响,7月份以来韩国共有3家优衣库门店宣布倒闭关门。

韩国民众抵制日本运动,恐形成长期化态势。17日,舆情调查机构Real Meter针对501名韩国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40%以上韩国民众表示,即使日本取消针对韩国的经济报复举措,也会继续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而20-29岁人群中,持这种想法的人数过半,说明“即使日本撤回经济报复举措,韩国年轻人也不会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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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稳健前行】中国成就源自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不平凡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健前行。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优势,中央网信办与求是杂志社联合组织策划“中国稳健前行”系列理论文章,邀请思想理论界专家学者进行深入阐述,今日在求是网推出第四篇,敬请关注。

内容摘要: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这套体制保证了政治稳定,形成了有效治理并实现了发展有方。党的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优势体现在权威高效的组织和整合,制度的长期稳定性、弹性和可调适性,执政党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以及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从传统看,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决定国家的“整合任务”优先,而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从现实看,以“复杂中国”为基本语境的当代中国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有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领导核心。

新中国成立即将七十周年,尽管仍在不断发展之中、还有诸多有待改革之处,但无论纵向比,还是横向比,新中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下取得的成就无法否认,环顾世界几乎无出其右者。人们不禁要问,这七十年的治理缘何成功?这不仅是对过去成绩的回顾,更是对未来发展的有益启示。

七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党领导下的有效治理体制。这套体制,一是保证了政治稳定,为发展提供了秩序基础,这是任何社会共存、合作与发展的前提;二是形成了有效治理,能够把国家发展的战略、政策与意图变为现实,有着相对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三是实现了发展有方,极大推进了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寻求富强”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夙愿。

治理优势源自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要“把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有机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理体制是新中国七十年有效治理和治理优势的根源。执政党本身建构了一套自上而下、全面覆盖、上下联动、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这种组织体系囊括五级政党机构和所有基层组织,同时覆盖了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治理等各个领域,并以组织化形式进入立法机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群团等机构,通过党委(党组)的组织领导、政策贯彻、干部选拔任命、学习教育活动和监督考核等具体机制实施制度化领导,拥有一套完整的党的领导制度。这套体制中,横向来看,各个系统集中于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领导之上;纵向来看,党的内部又存在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领导;纵横交错中权威最终集中于党中央。整套体系因此形成了一个覆盖各个系统、各个层级的整体性结构。

相比较而言,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一些治理难题。发达国家主要是“议而不决”,而发展中国家主要在于“决而不行”。前者出现了“否决性政体”,权力部门间、政党间过度分权,难以凝结共识,出现政治碎片化,常常陷入政治僵局。后者则主要是“政府无能”,难以完成维持秩序、发展经济、提供社会福利等基础任务。那么,党的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权威高效,能够实现党的意志和政策目标,完成治国理政的基本任务与功能,实现国家有效组织与整合。

第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保证制度具有长期稳定性,不因一时一地某些特殊或具体利益而变动,而是着眼于长期目标、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有步骤、有计划、有战略、分轻重缓急地接续完成治国理政的任务与目标。这一稳定性和长期性由于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性质进一步强化,因而具有更为远大的历史性目标追求。

第三,具有制度弹性与可调适性。制度的长期性与制度弹性并不冲突,在制度目标和战略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具体制度不能过于僵化、脱离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是“问题导向型”政党,执政过程中的政策拟定与选择,能以现实中的重大问题、薄弱环节、具体目标为中心,根据问题与目标不断调整战略与政策,根据不同问题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少西方学者特别看重这一点,把强调问题意识、实践导向的中国共产党称为一个能够不断“自我调适”的“弹性”政党,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国家还存在“家族制复辟”的倾向,制度仅代表部分特权阶层、精英群体的利益。实际上,不仅如此,就其政党本质而言它就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党代表着不同群体或阶层利益,其执政后的政策自然也会如此。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它是大众代表型政党,其性质决定了它领导下的制度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正义性。

第五,具有约束与激励并举的制度效应。中国共产党内部拥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制度,这是其治国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证,也是整个组织初心与使命、先进性与纯洁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时制度也有激励的维度,通过学习制度、竞争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完成治理任务。

有效治理体制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效治理体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首先,从传统看,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层结构决定国家的“整合任务”优先,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传统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如何将一个大国整合与组织起来”。上古三代之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面临的首要问题即是秩序重建、国家整合。秦国通过强力完成了这一任务,之后虽有变迁,但实质上“二千年皆行秦制”。维系大一统帝国是传统中国治理的首要任务,特别是历朝历代持续面对边疆外患,基本一直借助“中央集权”加“周边相对自治”的多元复合帝国模式维系一统局面。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动乱之后,无论隋唐还是宋明,其首要目标仍是再度统一、帝国重建、秩序稳定、长治久安。近代中国亦如此,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传统中国彻底解体,整个体系系统性失败,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了根本任务,整合任务更加凸显。真正完成近代中国重新整合的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军阀、国民党等各种政治势力均无力完成的组织社会这一基本任务。

其次,从现实看,当代中国实现有效治理,必须有能够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领导核心。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语境是“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复杂中国”至少包含四个维度,其一,巨型国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一个超大型国家。世界上具备如此地理、人口等客观要素的国家并不多。其二,多元社会。这里的多元,指的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习俗多元、区域差异多元、发展阶段多元,还叠加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多元和利益多元。其三,国际竞争激励。国际领域客观上还存在着弱肉强食的半丛林化自然状态,一个地缘位置重要、文化迥异、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正在迅速发展壮大,即便自身安心发展,也必然遭致干扰、挑战和威胁。其四,现代转型。中国依旧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心任务仍是追赶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要言之,“复杂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的根本任务是:追赶条件下多元巨型社会的有效治理。

现代政治都是政党政治。现代政治,大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就是政党,政党都是政治活动的主角。但是,不同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通过自我牺牲在历史中获得了人民的认可。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新中国,取得了不容否认、举世瞩目的治理成就,进一步巩固了人民的认可,也彰显了党的执政能力。就政党类型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兼容并蓄型”政党,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强有力的大众动员能力;既有利益整合能力,又有政策转化能力,还有象征性认同功能。这些因素综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深厚基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广泛认同,为实现有效治理注入了强大力量。“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有效治理“现代化”的不懈追求,将确保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稳健前行。

(作者 王若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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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回应叫醒服务:本身也是宾馆 叫醒服务很正常

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题:垃圾分类:“新时尚”的美丽折射

新华社记者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垃圾分类这件“关键小事”。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一场践行“新时尚”的垃圾分类,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分类”带来好环境、好心情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小庙子村的各位父老乡亲,请自觉做好垃圾分类……”一大早,天蒙蒙亮,村民张玉奎就开着垃圾清运三轮车,开始在村子里来回转悠。三轮车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在村里回荡,不时有村民闻声而出,将分好的垃圾投放在张玉奎的垃圾清运车里。

这是记者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农村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小庙子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去年以来,村里开始下大力气实行垃圾分类。在村口溜达的70岁村民毕雨良对记者说,以前街边破破烂烂的,全是杂草、废瓶子、烂纸壳,现在大变样了,“环境好了,出门心情都好。”

“垃圾分类一头牵着民生,一头连着文明”——在全国率先实施垃圾分类的上海市民,对此感受尤深。

上海市宝山区杨泰公寓7月份垃圾分类相关条例正式落地以来,社区施行“定时定点投放”制度。垃圾桶变少了,7个投放点缩减成2个;垃圾桶摆放时间也变短了,投放点每天早晚各开放2个小时,期间物业现场守候,桶满即刻运走,防止外溢。

小区一对龙凤胎寿成武、寿雄佰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暑假期间,做了20多次志愿者,亲历了垃圾分类“让家园更美丽”的过程。

“玉米须是湿垃圾,皮是干垃圾;核桃壳是干垃圾,桃核也是干垃圾。”这些容易混淆的垃圾,姐弟俩“门儿清”。

数据显示,7月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首月,湿垃圾日均清运量为0.82万吨,比上月增加15%,较2018年底增加82%;干垃圾日均清运量约1.7万吨,相较6月份下降11.7%;可回收物日均清运量则增加10%至4400吨。干垃圾减量、湿垃圾和可回收物资源化情况不断变好。

垃圾分类这一“新时尚”正从上海持续向全国扩散。近期,一名导游向来沪游客背诵垃圾分类的视频走红网络。

“来次上海还能学到垃圾分类的知识,挺好。”来自河北的游客周启明说。

“分类”有益城乡精治、社区和谐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并强调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

如何推动习惯养成,怎么做细做实?对此杨泰公寓的居民深有体会。

实施垃圾分类后,针对“定时投放”,杨泰公寓的居民曾在群里展开过热烈讨论:

“‘早上6点半到8点半、晚上6点到8点’的时间点跟自己的工作生活节奏不符,赶不上扔垃圾怎么办?”有居民问。

不方便投放的居民,可以打电话登记,居委会酌情提供上门服务——杨泰公寓居委会给出了解决方案。

“从沟通、理解到提出解决方案,小区居民的关系愈加密切。”其所辖的梅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严秀琴表示。

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说:“社区是城市管理体系的基础单元,也是垃圾的主要产出地。只有以居民为主体,从社区抓起,垃圾分类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垃圾分类是一项社会治理系统工程,考验城乡精细化管理的水平。”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认为,做好垃圾分类,有助于城乡“精治”,也有助于营造亲密和谐的社区氛围。

“分类”已形成前端收集、中端运输、末端处置完整链条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在全国部分城市,已形成前端收集、中端运输、末端处置垃圾分类完整链条。

如火如荼开展的垃圾分类,给清洁站也带来了新变化。

“今年以来,清洁站每天接收的垃圾量约下降10%,原因主要在于餐厨垃圾和其它垃圾实行了分离。”北京市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二队业务队长王晓东介绍,从小区运来的垃圾,如果不符合分类要求,清洁站可以拒收。

记者了解到,围绕垃圾末端处置,住建部门正在追加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百花齐放”地展开探索。

以小庙子村为例,由于村落之间间隔远,集中处置物流成本高,各村自建了一套装置。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赵会杰介绍:“垃圾处理站建在村外,村子每天大约产生4立方米的干垃圾,加工后只留下一小堆‘灰’。”

上海一些小区尝试“湿垃圾不出小区”,居民家的菜叶果皮通过小型生化装置发酵后,摇身变成“有机肥”,用来养花草,实现湿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上海市民徐菁菁近期参加了单位组织的垃圾处置科普活动。“分类后垃圾热值增加了,焚烧厂发电效率更高了。看到前端的分类正在末端产生实际效益,对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是很大的激励。”

“我国分类处理设施正趋于多元化、现代化,不同城市针对收运、焚烧发电、生物处理、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短板情况,各自启动了相关规划与建设。垃圾分类带来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效应正在显现。”刘建国说。

我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显。今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采写记者:姜微、何欣荣、杜康、王优玲、关桂峰、安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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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发生4.3级地震 福建漳州等地震感强烈网友被摇醒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08月18日04时48分在台湾海峡(北纬23.37度,东经118.56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

福建漳州等地网友表示震感强烈被摇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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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乡村医生收入微薄成村里扶贫对象,开一剂中药仅9.85元

希望“用一己之长解群众之苦”的乡村医生钟树新,在崎岖遥远的山路上跋涉了28年。为了守护公众健康,他不得不做出一些个人、家庭的牺牲,面临着生活的巨大压力。在漫漫行医路上,他希望能在理想与现实中找到一种平衡。

竹林是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钟树新身上具有竹子一样顽强而执着的品质。

位于莽莽竹海深处的双木村,是江西省宜丰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山路崎岖,偏僻遥远。在这里你总能看到一个背着药箱的匆匆赶路人,这个人就是双木村乡村医生钟树新,他在这条山路上已经行走了28年。

图文/宋卫华 编辑/黄夏雯

出品/腾讯新闻

钟医生背着药箱行走在山路上的背影。

在院南村,钟医生刚给78岁的卢凤英看完病,正疾步行走在返回双木村的蜿蜒山路上。

院南村是双峰林场另一个交通闭塞、人口稀少的村庄。山里的医生留不住,没有村医,村民看病只能翻山越岭,走3个多小时山路去集镇;有些重病患者,只能用竹竿抬出山去求医。

位于莽莽竹海深处钟树新的家。

“双木村以前也因为没有医生,‘空转’了两年。乡亲们看病很困难,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选择了学医,希望用一己之长解群众之苦。”钟医生说。

外出学习并考取了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证后,钟树新回到双木村,成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从此在大山里坚守了28年。因其技术好、性格温良,四面八方的群众都来找钟医生寻医问诊。

邻村没有村医,他一人身兼两个卫生室的工作。

院南村卫生室的医生又走了,院南村人想来想去派人专程来请他。“一个村没有医生怎么行呢?小病就扛,大病就拖,这样会耽误大事的!”钟医生答应了院南村人的请求。从此,他一个人身兼双木、院南两个卫生室的工作。

双木与院南相隔一座大山,一条2.5公里长的山间小路相连。钟医生每天早上走路去院南,傍晚又沿山路返回双木。

就这样,他在两个村之间奔走了8个年头。有时刚从院南回到双木,院南村民又打来电话求医,为此经常半夜才能到家。

山村交通条件改善后,钟医生添置了摩托车。

山里的交通和医疗状况到底有多艰难?妻子高凤英说:生大儿子时,村里没有产婆,他去请老人家来帮忙,人还未到,娃已呱呱坠地!生第二个孩子时,当时要求必须去医院生产。村里没有通车,只能提前步行坑坑洼洼的山路到山下小姑家待产。生完小孩在山下坐完月子,再抱着孩子自己走回山里。

28个春秋,钟医生每天都走在出诊的山路上,足迹踏遍双木、院南、库前,有时还去更远的车上林场车上村、黄岗镇将侯村给村民看病。

随着山区交通条件改善,他添置了摩托车,骑摩托车出诊也有7个年头。因为山里的公路绕得太远,急弯太多,晚上骑车非常危险,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仍然走山路去给村民看病。

长年累月急匆匆地赶路,钟医生的脚上像是装了“风火轮”,成了这片山区走路最快的人。他的手机号也从没换过,因为这是山里人的健康热线。

五保户陈滕林有听力障碍,钟医生再三叮嘱服药注意事项。

整个双峰林场的各村庄都属于林区,山里野蜂种类很多,被野蜂蜇伤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楠木槽一村民爬树摘梨,不慎被野蜂蜇伤,不省人事生命垂危。其母亲吓得大哭,赶紧差邻居去请钟医生来救命。2公里多的山路,钟医生20多分钟就急速赶到,立马清理伤口、打针排毒,终于使受蜂毒的病人转危为安。

唐家地一村民上山砍竹,不慎砍伤左手血流如注。钟医师赶了5公里山路,对伤口进行压迫、止血、包扎等紧急处理,不让伤者因失血过多而危及生命,随后将伤者转诊县城医院治疗。

洗胃的漏斗。

“山里人情感宣泄方式少,邻居之间吵架、情侣分手等等,想不开就喝农药、吃老鼠药。诊所里特意添置了漏斗式洗胃器,有备无患。从医至今这种情况遇到过十几个,如果不及时洗胃,还未送到县城很可能就死在路上。”村里一男子因失恋喝了农药,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浑身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农药味。钟医生赶紧给他洗胃、打针、解毒,直到病人转危为安。

此外,村民夏天在稻田里打农药时,容易发生农药中毒,这些情况都需要医生紧急处理,拖延不得。

诊所盛药瓶罐已经落满灰尘。屋内的家什大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

双木村原有人口近200人,还有些外来林区的砍伐工人暂居。但近十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村庄人口急剧流失,现常住人口不足30人。

2018年度双木卫生室公共卫生统计:家庭医生签约58人;体检16人;随访67人次;接诊40人。2019年1-3月共开出处方24张,其中1月份开具7张,金额合计为334.61元。只有1张是本村患者,1张是村民要给产仔的母牛催奶,另外5张竟然来源于外村,最远的有20、30里路程。诊所里部分装着药物的瓶瓶罐罐上都落满了灰尘,有些瓶子空空如也。

旧电视、精准帮扶贫联系卡和奖状。

钟医生的医术和医德在十里八乡小有名气,并赢得了“向上向善双峰人”、“最美乡村医生”等荣誉称号。“凭他的医术,去城镇开个药店、诊所会得心应手”村民陈腾林说。曾有几个条件好的乡镇卫生院请他去坐诊,许诺可观收入,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为了坚守乡村,他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常常为生计而奔波。山沟沟里行医收入微薄,他就上山砍毛竹、养牛、养鸭、种田来贴补家用。

一剂9.85元的中药。

尽管如此,他在治疗用药上却从不开大处方,尽可能地节约患者的医疗费用。在今年3月份一张开给院南村刘立新的处方上,每包中药才9.85元。“基药不能赚钱,包括挂号、打针等等只能收取6元诊疗费。”

钟医生的手绘字根表和手写板。

为了配合新农保,他积极学习电脑操作,手绘五笔字形字根表,还掏钱买了个手写板、读卡器等。

钟医生与妻子砍竹。

钟医生全家5口,有30多亩竹林和30多亩梯田。竹子要生长4年以上才能成材。去年的大雪压弯了很多竹子,嫩竹或爆裂的竹子只能当柴火。这场雪造成了近2000元的经济损失。

家里养了三头黄牛。

钟医生家里放养了三只黄牛,去年卖了一只半大的,取得收入3900元。整个村庄都是梯田,田里长了些奇奇怪怪的石头。耕田不仅无法使用机械,甚至连牛耕都困难,给村民生活、生产带来极度不便,劳动成本是普通耕种的三倍以上。

钟医生与家人的合影。

因为自己劳动力孱弱,老父亲已年近九旬,两个儿子还要读书,生活的重担全压在夫妻俩肩上。他家是村里的贫困户,为此钟医生也常常忧心忡忡。

“我不是没有想过出去开诊所或者打工,但我走了,留守的乡亲们有个头痛脑热怎么办?”

村部以让他做兼职打扫卫生为由,每月给予适当的补贴作为资助。

作为村里的精准扶贫对象,扶贫干部逢年过节都会前来慰问,并免除了小儿子读书的寄宿费,免交全家五口人的新农合费用。

对此钟医生表示非常感激,他也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改变现状。

日暮,刚结束农活的钟树新,在等待劳动未归的妻子。他希望能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一种平衡。

站在医生职业的角度,他想养殖蜈蚣或者种植中药材这些与药物相关的项目,无奈山里的资源、资讯有限。他希望能够得到养殖、种植技术和启动资金上的扶持,这样,他既可以摆脱生活的困境,又能继续守护村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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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老虎来了!南方多地高温逼近40℃ 北方新一轮强降雨明夜上线

今明天,东北仍将处于多雨模式,需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此外,明天夜间开始,北方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上线,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带来明显降雨过程,华北、东北雨势再度增强,需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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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气网讯 今天(18日)开始,四川盆地的降雨增强,局地有大暴雨现身。北方今明天普遍雨势不强,明夜起,一轮新强降雨上线;而在雨水较少较弱的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一带,高温仍将继续“上岗”,多地最高气温接近40℃,体感十分闷热。

高温盘踞南方四省份北方早晚温差大

今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仍将盘踞在江西、湖北、湖南、重庆一带;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江西中北部、湖南、湖北中东部、贵州东北部、四川东部、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39℃。城市中,南昌、武汉、长沙和重庆实际最高气温都能冲上37℃,其中,重庆今天最高温或将冲击39℃,且未来一周,都将被高温“锁定”。上述地区酷暑势头强劲,体感闷热明显,公众需特别注意防暑,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相较之下,北方的气温则有点早秋的味道了。今明天,高温天气只零星的分布在陕西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像是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大部气温只有30℃出头,最低气温20℃上下,早晚都会感觉比较凉。未来几天,北方大部地区将继续保持凉爽模式,昼夜温差加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需要加一件衣服了。

今明天全国强对流天气多发四川盆地雨势猛烈

北方的凉意,正是冷空气带来的,目前,有一个冷涡系统盘踞在东北,今明天,东北仍将处于多雨模式,需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不利影响。此外,明天夜间开始,北方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将上线,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带来明显降雨过程,华北、东北雨势再度增强,需保持关注。

15日傍晚,河北承德出现较强雷雨天气。(图/朱环娟)

对于南方来说,今起三天,四川盆地的雨势将再度增强,西部的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云南、广西、广东、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也会遭遇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吉林中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华南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0~150毫米)。

19日08时至20日08时,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及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南部、华南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西部、山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0~180毫米)。

20日08时至21日08时,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河北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西部、华南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台湾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100~150毫米)。

气象专家提醒,今起未来一周高温天气继续盘踞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北、湖南、重庆这四个省份,未来一周高温不断,最高气温逼近40℃,酷暑难消,在防暑的同时,也要警惕过度贪凉带来的不良影响。此外,今起三天,四川盆地雨势猛烈,需警惕累积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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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钟声:美方所谓“盗窃知识产权”系无中生有

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近2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仅华为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达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2017年,中国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均列世界第一,这是中国科研投入成效的最好证明。

美国方面宣布将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之后,美国一些人老调重弹,再次翻出“盗窃知识产权”的陈词滥调,为倒行逆施行径背书。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步之快、力度之大,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指出,中国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知识产权制度在全球推广。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的《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不仅将中国排名比前一年提升了两位,还对中国在专利权和著作权领域的改革效果、各级政府和执法机构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研究机构和个人的知识产权意识及运用能力给予积极评价。

知识产权保护,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已经做到尽善尽美。即便是自诩为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完善程度和保护力度方面十分领先的美国,其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知识产权官司也是数量可观、层出不穷。

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环境日益成熟,这在外国企业寻求法律支持和保护时,已有公论。中国正在强化的“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中国人赞同,外国人也欢迎。去年中国有关方面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在过去5年中,国外来华申请发明专利和商标数量分别达到了65万件和84万件,年均增长分别为3.1%和10.3%。”有英国媒体报道,由于中国的法院审理公正透明,越来越多外国企业之间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选择在中国处理。有美国媒体报道称,中国已经成为跨国企业之间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优选地”,“在中国打官司比在美国更节省时间和成本”。

中国科技创新取得巨大进步,是中国科研人员数十年来潜心研究、奋力攻关取得的。曾经,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研制出“两弹一星”、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提炼出青蒿素等。如今,中国科技投入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拥有大批专业科研人员,科技创新正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2018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近2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仅华为一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达150亿美元至200亿美元。2017年,中国各类知识产权申请量均列世界第一,这是中国科研投入成效的最好证明。

美国一些人鼓噪所谓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完全是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进步的选择性失明,是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诋毁性无视。在目空一切的他们看来,似乎唯有“盗窃”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才有机会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这么大成就。殊不知,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美国所不具备的科技创新成果,一次次把他们的谣言击得粉碎。

中国既有创造知识产权的能力,又有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这一点,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把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建在中国,就是最有说服力的铁证。

《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8日 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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